一九八三年深冬的一个清晨，成都军区首长楼前的操场被薄雾包住，王诚汉在晨练后依旧习惯性地绕场查看。寒风吹动他的军大衣，露出那条轻微跛行的左腿。没人知道，他已在心里把“离休”这个念头翻来覆去掂量了许久。

消息最终还是来了。一九八五年春，中央拟定裁军一百万，并把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减为七个。名单尚未公布，坊间却传出“成都、昆明二选一”的说法。听到风声时，各路将领心头都像压了块石头，尤其是川滇两地的指挥员，更是夜不能寐。

那段时间，昆明军区司令张铚秀最忙。他手握着一张宿舍楼施工图，指着脚手架跟工程处反复沟通，生怕来日成都方面的官兵生活条件不周。老伙计问他怕不怕被撤，他只摆摆手：“怕什么？临边的牌子拆不得。”

北京随后发出调令，王诚汉与张铚秀被请到中南海。谈话气氛不紧不慢，可“保昆明、撤成都”八个字落地时，房中一瞬安静。张铚秀深吸一口气，暗自庆幸判断无误；王诚汉却眉头紧锁，沉默到散会都没开口。

当晚，北京初春的风带着寒意。灯下，王诚汉翻阅着厚厚的参谋资料，眉头越锁越紧。凌晨两点，他拨通首长的电话，声音低却笃定：“我想再谈一次。”对方沉默几秒，只回了一句：“明早八点，来吧。”

次日会晤，王诚汉带去一幅简化版西南态势图：从雅安山口到西昌卫星城，再到滇西老山正面，他用红蓝铅笔标出交通节点与通信枢纽，逐条说明成都驻地在后勤、空防、兵员集结上的优势。末了补上一句，“我愿意离休，但合区后，指挥所得留在成都，部队才调得顺、守得住。”话音刚落，屋里只听见文件翻页声。

两天后，军委扩大会议上传出新决议：保留成都军区番号，撤并昆明军区。电报飞到滇池之畔时，张铚秀正蹲在工地上看钢筋绑扎。电话那头传来短短一句通报，他愣在原地，好半晌才回过神。

气还没喘匀，王诚汉已亲自登门。门口见面，张铚秀压不住火：“是不是你掀的桌子？”王诚汉苦笑，轻声回道：“我只是提了个想法。”七个字，点燃又扑灭了对方的怒气。两人关起门，摊开地图，再把话说透。

王诚汉讲了三层理由：其一，成都作为大西南的交通枢纽，铁路公路四通八达，指挥链条可以快速辐射云、贵、川、藏；其二，成都军区装备与院校体系完整，撤掉重建不划算；其三，如要减少行政层级，他本人愿意率先离休，把位置让给年轻人。张铚秀听完，沉默片刻，忽然笑道：“老王，这回我服了。”

那天夜里，两位老兵在营区小院对饮，月光落在青石板上。张铚秀提起当年延安的旧事：“记得你取子弹那回吗？连麻药都舍不得用。”王诚汉摆摆手：“那条腿能换几条命，值了。”话音不高，却透着老兵的倔强。

一九三六年秋，土围子阻击战里，王诚汉左腿中弹，因让麻醉剂给受伤百姓，硬生生靠牙关撑过手术。此后行走带了点跛，却从未离开前线。多年后，他把那份对百姓的本能护佑，延续到对西南防线的守护。

合区方案最终落定：原昆明军区部队整体调入成都，指挥中心设于成都，所涉指挥员一律重新排编。王诚汉在批准文件上郑重签名，随即递交离休报告，四个字——“无再陈”。当天，他把佩剑交给传达室保管，转身离开司令部，一如当年陕北的背影。

军区里流传一句玩笑：“老王是拿条受过伤的腿，替西南留住了一颗定海针。”众人嘴上轻松，心里却明白，这位老司令的退场，是一代人选择用隐退成就全局的注脚。裁军风雷中，王诚汉给后辈留下的，是那张被汗水浸透的态势图，更是“个人退一步，国家进一尺”的信条。

回到故乡乡下后，他仍清晨五点起身，扶着拐杖在田埂边巡望，偶尔逮到邮差，问一句部队消息。邮差打趣：“老首长，您不是离休了吗？”王诚汉呵呵一笑，不多解释。因为在他心里，职责不写在任命书上，写在骨子里。

旁人或许只记得一九八五那场轰动全国的百万大裁军，却很少关注会议桌背后的短兵相接。王诚汉那句“我离休，但想和军委谈个想法”，既是军人对组织的服从，也是老兵对战略全局的担当。历史翻页时，这样的倔强注定不会成为喧闹的口号，却会在沉默中为国家版图的安稳添上沉甸甸的一笔。